国际关系视域下的共产国际与中国(3)

关于中国成立的过程和原因,学术界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谁都不能否认其产国际所起的作用,但着眼点和价值判断并不一致。

同志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12]蒋介石提出了成立“螟蛉说”,即“中国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13]学者杨奎松则认为,“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俄国人的移植,如同这些小组织的出现一样,它是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但一个事实是难以否定的,那就是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承认和物质帮助,最终将难逃消亡厄运”。[14]

共产国际从成立至1922年,世界上一共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400多万名党员。这说明建立在当时是一种世界性运动,各国国内有需求,国外有共产国际作为导师负责提供理论、政策、人员和经费支持。梳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机构,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工作,小组如何建立并为一大奠定基础的,这种素描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内外因素互动。

1.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革命的机构(见表1)。共产国际和苏共负责对华事务的机构设置更替频繁,反映了共产国际在处理中国革命时的试错过程,远在莫斯科,指挥中国革命,信息不对称,加之苏共上层权力斗争,各种对华事务机构之间使命不同,来华代表的水平不一、互不通气,这使得之后的中国人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时遇到很多困惑和彷徨。

一般来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或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交给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由政治局批准后,大部分指示或决定直接发给苏联派驻中国的各机构和各代表,还有一部分再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或批准。[15]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主要有魏金斯基(现通译为: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加拉罕、鲍罗廷、罗易、罗明那兹(现通译为:罗米那兹)、米夫等。其中,关于这些人物初次使华的身份,学者向青认为,维经斯基是以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的党员身份被派遣使华,与其同行的还有库兹涅佐娃、斯托扬诺维、马迈耶夫、波林、杨明斋等人;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被列宁派遣使华;达林则以少共国际代表身份使华;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身份使华;加拉罕使华身份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鲍罗廷则是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派驻代表双重身份使华的;罗易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身份使华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米那兹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身份使华;米夫是受联共(布)中央派遣,1927年作为宣传家代表团团长使华的。[16]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再专门设立领导东方和中国革命的组织机构,也没有再向中国派常驻代表。从1928年起,中央开始派出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利于更好沟通和反映国内真实信息,代表团团长先后为瞿秋白、周恩来、王明、王稼祥、任弼时等。

2.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各地小组。共产国际成立后,一直关注东方的革命。列宁重视旅俄华工的工作,多次接见刘绍周、张玉川、张永奎等人,并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党组织。后来,俄共(布)中央外国人小组先后秘密派遣波波夫、奥戈列夫、波塔波夫、布尔特曼、朴镇淳来中国考察革命情况。其中,朴镇淳是韩国革命分子的领袖,他于1919年8月携带共产国际的大笔活动经费来到上海,从事韩国临时政府的工作,并试图寻找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

1919年夏,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国外熟悉地下工作的维经斯基,以设立华俄通讯社的名义,来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同行的翻译杨明斋是第一个加入俄共的中国人。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去上海的途中,于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向他们宣传列宁主义的学说。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主要任务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17]

1920年7月,俄共远东局在北京秘密召开会议,准备建立中国,与会成员是在华的十多名俄共党员,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在维经斯基的推动和资助下,社会主义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社会主义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声》《劳动者》纷纷创刊,《宣言》中译本出版,外国语学社成立并组织先进的中国青年赴苏俄学习,各地小组也有计划地迅速建立起来。

维经斯基、杨明斋参与了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成立,斯托杨诺维奇和佩斯林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小组的组织工作,马迈耶夫参与了武汉小组的组织工作,鲍立维参与了北京小组的组织工作。[18]这些前期工作为中国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3.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的诞生。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6月,第一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来到中国,直接推动建党工作。马林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富有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对于的创建和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21年7月23日到8月初,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至于掌握时机、发动人员、调动力量是完全出于马林之手。”[19]会上,共产国际的两位使者马林、尼科尔斯基先后讲话。马林认为,中国的成立,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布)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兼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对一大表示祝贺,介绍了十月革命、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认为应当重视工人运动。一大一共举行了7次会议,第6次会议上出现的陌生人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他果断决定立即停止会议、让大家迅速离开,给党的事业保留了宝贵的人脉。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的成立,从此共产国际、苏俄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多个以社会主义或命名的党,如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五四期间曾任全国学联领导人的姚作宾在1921年前后成立的“中国”,黄凌霜、陈德荣等在北京组织的“无政府党”,1922年2月16日由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今日》杂志撰稿人组织的一个号称有11007名成员的“中国协会”,同年由吴玉章等人在四川成都建立的“中国青年”,以及1920年在俄国境内由俄共帮助组建的“中华”等。

所有这些所谓的组织,除了无政府党以外,都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下,想要以俄国为榜样而成立的。与此同时,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又都必须要得到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实现。[20]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