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塔文纳(图)

即便如今大多数现代派作曲大师的音乐都被贴上“晦涩”、“艰深”的标签,不过,动听到大众过耳不忘、旋律耳熟能详这些似乎与严肃音乐不搭边的词汇依然印证在某些作曲家身上,约翰·肯尼斯·塔文纳(John Kenneth Tavener)就是这样的例外。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2日,被誉为当代英国最重要作曲家之一的约翰·塔文纳爵士在其位于英国南部多塞特郡的家中平静辞世,享年69岁。英国《卫报》称,他的音乐将他塑造为一个独特文化符号的同时,也已经成为英国民众公共意识的一部分。

塔文纳在宗教合唱领域内建树颇高,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便是那首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击中数百万人悲痛情绪的《赞美雅典娜》。当1989年他的大提琴协奏曲《神秘面纱》首次奏响于逍遥音乐节时,那种点燃全场气氛的热烈情景甚至不亚于苹果公司已逝联合创办人史蒂芬·乔布斯为人类创造的新世界。宗教合唱曲《羔羊》,同样是塔文纳最重要的作品。《卫报》称,这是你一旦听到,便再也不会忘记的音乐,其精致的光辉仿佛能轻而易举实现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永恒。

塔文纳1944年1月2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作曲家约翰·塔弗纳(1490-1545)的后代。作为一个十几岁便在伦敦长老教会弹奏管风琴开始音乐生涯的音乐家,塔文纳说,“我面对上帝的方式就是一直在写作音乐。”塔文纳曾在皇家音乐专科学院学习,24岁时被《卫报》誉为“年度音乐界的最大发现”。身高6英尺6英寸(1.98米)的塔文纳20多岁时便已是优雅迷人的绅士,他常以自己精瘦颀长的身材以及蓬松飘逸的长发对这个世界投以专注的目光。但那份干练的瘦削最终导致了他在晚年患上马凡氏综合征,并被疾病生生折磨。

塔文纳初出茅庐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正值动荡、混乱且充满现代主义激进色彩,那番与正统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象启发且滋养了塔文纳日后的创作。他早期的作品曾受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和梅西安影响,几乎是英国当时唯一一个以流行音乐路线起步成名的古典音乐家。其创作的清唱剧《鲸鱼》曾开创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奏“新音乐”的旅程。这曲融合了电子乐、足球赛场喧哗、十二音阶甚至皮鞭抽打的声乐曲令当时的披头士乐队着迷,披头士后来也在其所属的苹果唱片厂牌发行了塔文纳的《鲸鱼》。

塔文纳最著名的《赞美雅典娜》倒不是专为戴安娜王妃而作,而是1993年为一个遭遇车祸、名为雅典娜的女孩而写。塔文纳感怀年轻生命的飘逝而写下这首令人动容的挽歌,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只是为这首歌曲提供了让更多人聆听的机会。塔文纳说自己早已准备好这颗悲悯之心等待悲伤灵魂们受洗。

塔文纳自幼是英国长老会教徒,33岁改入了东正教。通过俄罗斯东正教会,塔文纳的音乐转向了精神性世界。这种转向让他创造了一系列极其简洁而又长度惊人的作品,其2003年创作的《殿堂的帷幕》便长达7小时。这种精神性的趋向日后也成为了人们批判塔文纳的话柄。他被贴上“圣洁的极简主义艺术家”的刻薄“标签”,人们谴责他那些易于理解的合唱作品是“轻松的古典音乐”,好像他作为作曲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挖掘廉价和肤浅的新世论。

塔文纳2000年开始感受其他宗教信仰带来的灵感。他超越了基督徒的虔诚,将印度教、教、佛教和美洲原住民的信仰都融入音乐中。“我试图回到柏拉图所说的,天地曾经混沌一体,以单一原始的姿态存在,那就是神。”他说。中国编舞家沈伟去年登台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作品《声希》,便运用了塔文纳柔美的旋律与西藏的诵经念咒跨文化交融,效果慑人。

乐评人谢力昕指出,塔文纳的音乐往往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其实和作曲家的信仰有关。宗教感深厚的人对死亡的思索和感触往往会超出常人,而对死亡到底是心怀恐惧、虚无、神秘主义式的崇敬还是将其视为一种拯救的途径,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2007年,塔文纳终于与死神“短兵相接”—他在瑞士突发心脏病,历经心脏搭桥手术后在重症监护室度过6个月。塔文纳恢复之后活在一个疼痛难耐且呼吸不顺畅的世界。BBC广播4台今年10月31日采访他时,塔文纳曾讲述自己心脏病发作时的感受,“无法感知神的想法,我不能感觉到任何音乐。”“重生”后,塔文纳说自己“会本能地回应那些简洁且难度很大的音乐”,比如作曲家贝多芬、斯托克豪森的音乐等,这些之前从来不曾吸引他的作品渐渐鼓舞他成为一个“孩子般的作曲家”。

在谈到 “随时可能突然到来的死亡”是如何改变了自己的音乐时,塔文纳回答得十分赤诚,“心脏紧急搭桥后,他们不知道我的大脑是否已损坏。”他说,“我的妻子为我演奏了莫扎特,我在无意识状态中进入了一轮新生。”对他来说,音乐连接着他内心深处某种强大得足以驾驭他终生的力量。

今年早些时候,英国乐评人汤姆·塞维斯在多塞特农场见到了塔文纳。塔文纳当时正和妻子玛丽安娜(Maryanna)和3个小孩在那安享天伦之乐,劳作、生活,仿若置身天堂。心脏搭桥手术后,塔文纳仍有三部新作品于今年6月首演于曼彻斯特国际音乐节。新作品取材自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伊里奇之死》,讲述了主人公面对死亡去寻找内心救赎的过程。“医院里没人想到我还能走这么远,”69岁的塔文纳说,“他们都没想到我还能继续谱曲。这是我生病后第一次这样面对自己的病情和生命。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有一定自传倾向的作品,尽管我写得非常仪式化。”

这个一辈子致力于将生死灵肉翻译为听觉语言的作曲家,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依然选择用音乐作为最后的记录手段,“这是一种对生理痛苦的研习。回顾日复一日悲惨的生活,然后达到一种半和平的最终姿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塔文纳对宗教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有一种理解是,所有的宗教都同样真实,也同样虚假,这取决于你的观点。而我认为总是会有一种可能性,即上帝不存在,因为他是无穷,从无穷中来,又去往无穷,因而存在一切可能性。”塔文纳感谢疾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受难也是某种惊喜。疾患让我非常感谢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在上月对BBC杂志总结自己的一生时,塔文纳说自己是并不开朗且倔强的苏格兰人,“我认为这已经很好地概括了我自己。”

塔文纳的音乐是一种对生命终极问题的对抗和解答,也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纯粹精神音乐。更可贵的是,它始终以一种无畏睿智的方式呈现着。塔文纳的出版商切斯特音乐董事总经理詹姆斯·拉什顿曾把塔文纳的音乐描述为“过去50年音乐史上最具独特性和灵感的声音之一”,“对那些有幸认识他的人来说,塔文纳是一位信念强烈、忠诚、幽默而又温暖的巨人。我们将始终怀念他。” 文/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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